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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暴力受害者的支持力量──吶喊平权的热血社工魂


2020-07-02

婚姻暴力受害者的支持力量──吶喊平权的热血社工魂

妇援会婚暴组专线在一九九七年的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当天开线,一开线只有缨花与研究员 L 接电话开案子,我到二月底才加入她们的服务行列。一到职,没有所谓的适不适应,立刻就忙得天昏地暗,每天中午一手接电话一手拿筷子吃便当地接个案。专线服务不过开张两个多月,就收到七百个个案求援。

那时候的婚暴专线电话,透过全国性的报纸、电视广告和 7-11 募款宣传,可说整天响不停,每个个案的情况变化万千,都得靠社工员见招拆招。

有一回,与缨花陪着一位逃家的越南籍妇女到台北市的某公园与她的先生见面。这位外籍妇女因为无法忍受先生的粗暴语言的虐待,带着四岁幼儿离家来妇援会求援;她想离婚,也想拥有孩子的监护权。我们与案夫连络之后,他说很久没见到儿子,很想念他,一定要先看到孩子是平安的,再来谈离婚的事情。我们就约在公园见面。

这案夫一见到个案就劈里啪啦骂她为何狠心带着孩子离家逃跑到外面吃苦,边骂人边走上前拉着孩子的手臂,说孩子的祖父很想孙子,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去。个案当然不肯将孩子给他,拉着孩子的另一只手臂,夫妻俩人就这样抢起孩子,孩子痛得大哭。这种抢夺孩子的场面完全出乎意外,当下大家都愣住了。

我一回神,立即叫缨花赶快去附近派出所找警员来保护个案与孩子,同时上前去劝阻他们不要抢孩子,孩子会受伤的。案夫放掉孩子的手臂,转向我,瞪大眼睛骂我为何要破坏他们的家庭,一副要将我吃掉的样子。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我心里非常紧张害怕。还好,缨花带着警员及时出现,案夫一见到警察,气焰就消下去,不敢再嚣张。我们也就赶紧把个案与孩子带离现场,速速离去。

这件争夺孩子的案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后来还在我家附近的图书馆看到这个案夫带着那孩子。那时候我吓一大跳,居然在生活中看见曾经与我们争夺孩子、有过冲突的男人,当下,那种感觉很诡异,好像突然明了原来我与个案是共处在同一个生活空间。说实话,心里是很没安全感。

保护个案是社工的责任,社工的自我安全与个案安全权衡之下,我们总是先选择保护个案。怀孕四个月时,我曾陪一位受暴妇女到士林的家事法庭,出庭后,在法庭外面遇到案夫与案夫的父亲。他们两个男人一见到我与个案,就大声斥骂我们,我马上挡在个案前面,叫个案先离开;判断个案已走远,很安全了之后,我才走出法院,可是案夫与他父亲却紧跟着我,可能有看到我穿着孕妇装,光咆哮而不敢动手。那天下着雨,我撑伞走到法院大门口外的人行道上招计程车,他们两个男人追到我身旁继续骂,我心想要骂就随你们骂,只要不要打人就好;而且法院大门口还有警卫,我看到警卫有注意到我们三个人的状况,就更放心了。

不料,等我一招到计程车,打开车门想坐进去车里时,那两个男人居然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上车。这下我心里真的紧张起来,希望法院大门口的警卫赶快过来救我,可那警卫就只是看着,并没有任何行动。还好旁边路人走过来看发生什幺事情,我立刻请他们去叫警卫过来处理,警卫一来到,要案夫放手,我拿出妇援会婚暴社工的名片给警卫看,并简单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警卫就保护我坐进计程车。上了计程车之后,我心脏怦怦跳,仍然非常担心他们会搭计程车追蹤我。

这次经验真的吓到我了。之后,妇援会董事长李子春检察官觉得婚暴社工外出工作真的会有危险,就规定要为婚暴组的社工投意外保险(我相信那是全国首创为社工加保意外险),预防哪天我与缨花真的为了保护个案,而被案夫怎样了,好歹也有一点保障。

事隔多年,听丁雁琪说起我们当时积极、热血的态度对她的冲击,才知道我和缨花颠覆了许多传统社工的服务模式,像前面提到的:夜间安排妇女住进旅馆、与案夫抢孩子、陪个案到夫家拿东西、被案夫阻止上车的经验。

我想我和缨花之所以有「颠覆性」,最主要是我们的态度积极、热情,比较贴近妇女的生命,还有我们也打破很多专业伦理的界限。不过总的来说,有关「打破专业伦理界限」的部分,还是缨花实践得比较多;

比如说,缨花会将个人家里的电话给一些比较紧急的个案,而我没办法这样做;另外,缨花会与个案分享个人的情爱经验、生命历程,可说是将个案当朋友了,这我也没办法做到。以前在张老师受训时就非常严格要求辅导员与个案之间要有安全距离,义张不能用个人名字,只能以代号与个案建立辅导关係,不能有私人情谊。

其实,婚暴妇女的紧急状况很多,与张老师中心固定式的谘商辅导差异很大,服务工作无法死守专业伦理界限。由于当时接案的自主性很高,也没特别标明说要颠覆传统社工模式,因此,对于打破专业伦理界限的做法,我没去找缨花、L 深谈此事,只单纯认为这只是社工个人性格的关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这些专业伦理深深地枷锁住。所以对于与缨花的作法不同,我内心没有冲突,也没有想要改变。一直到了离职之后,我当黄淑玲董事的研究助理,做都市原住民婚暴的研究时,才体验到打破专业伦理界限的必要性。

以个案为主体的社工服务模式,在现今来看是非常普遍与必要的社工工作处遇模式了,然而在九○年代末的台湾社工界,无论政府机构或民间社福团体都还是强调以社工专业为主,妇援会以婚暴妇女个案为主体的服务方式,是一种很前卫的做法。

当然这也不是只有妇援会的社工才这幺做,应该说当时比较激进的妇运团体,像粉领联盟、妇女新知、晚晴协会的社工都是以妇女为主体,为妇女增能的服务模式,大家共同为为台湾社会掀起一股强调「女性权益」的平权意识热潮。

我了解内在的我,仍是一个「顺从」的人,一个有权威阶级观念的人。譬如说,到妇援会应徵工作时,执行长面谈后对我很满意,只是最后她特别问我:「因为妇援会的工作人员很少,各组需要彼此支援,以后如果慰安妇组需要妳,妳愿不愿意转过去慰安妇组工作?」当下我立刻说好。我认为执行长就是我的主管,她说要我帮忙,我不会说不。

或者像工作的时候,L 与缨花常常会反驳执行长的意见,很多冲突发生,但是我不会这样,我大多会接受执行长的意见,即使内心很不赞同,当下也不会直接跟她呛声,而是事后再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表达我的想法⋯⋯原本以为这种顺从权威的性格在妇援会工作一年多之后,应该有慢慢在改变了,却在离职前发生一件大事,才让我看清楚,自己的改变并没有想像中那幺多。

当时,大家发现会里工作的组织架构只有执行长与工作人员两个层级,不符工作实务所需,大家建议董事会组织再造。刚开始董事会并不同意,工作人员力争了一段时日,最后,新上任的董事长李子春检察官接纳组织再造的建议,执行长以下分为行政部门与福利服务部门各一名主任。L 从研究员升职担任福利部门主任,行政部门主任还悬缺。有一天,L 私下来找我谈,要我接任行政部门主任一职,我想说 L 找我帮忙,我就答应了。不料,缨花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愤怒。

刚开始看到缨花盛怒的样子,我并不太明了这事情有何错误,需要生这幺大的气?我无法理解她的愤怒。后来与缨花深谈,她认为 L 一直灌输我们要实践「平权的工作关係」的理念,怎幺自己当了福利部主任之后,反而违背自己的理念,搞黑箱作业,自行挑选行政部门主任?这应该是要公开与大家讨论的。我才发现原来我内心还是残留威权观念的毒素──我认为 L 升为主任了,那她就是我的主管,主管来邀请我去当行政部门主任,我应该支持,也接受了这是机构与工作上的需要,于是没有深思就接受了。缨花反弹那幺大,才让我比较深入反省,也发现组织再造之后,我们也跟着变回以前威权的思维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缨花,所以她才会那幺愤怒。

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才慢慢地思索:「谁拥有权力?这些人如何运作权力?是暗中操作?还是明白地运作?」这些经历与思考,让数年后我重回妇援会工作时,更能看清楚「权力」的面貌,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权力的滥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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